美叙领导人25年来首次会面探索关系正常化，特朗普下令解除对叙经济制裁

当地时间2025年5月14日，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美国总统特朗普（中）、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右中）、叙利亚政权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左二）、叙利亚外交部门负责人阿萨德·希巴尼（左一）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右一）举行会晤。 视觉中国 图

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发生重大转变。

据环球网援引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4日在利雅得与叙利亚政权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会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过视频方式参加了此次会面。特朗普说，华盛顿正在探索与叙利亚恢复正常关系的可能性。白宫表示，特朗普呼吁沙拉与美国合作，以阻止“伊斯兰国”（ISIS）卷土重来。

半岛电视台称，这是美国总统和叙利亚政权领导人25年来的首次会晤。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称，特朗普与沙拉的会面时间持续了33分钟。

此前一天，据新华社报道，特朗普在利雅得出席活动时说，他将下令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

特朗普说，在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和埃尔多安讨论叙利亚局势后，他做出了这一决定。“海合会主要国家在美叙关系重置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解作用。”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杨玉龙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分析称，不过美国政府还没有系统性公布解除对叙利亚经济制裁的实际举措，其具体的政策变化特别是美针对叙利亚实施多年的制裁外交是否会全面取消，仍待进一步评估和观察。

杨玉龙认为，美国解除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具有重要的政治外交象征意义，将为美叙关系正常化奠定政治基础。“美国对叙利亚政策进入重要的重置阶段，可能将结束美叙两国长期存在的对抗性关系，也将为周边国家、地区国家和国际行为体参与叙利亚经济重建工作，恢复贸易投资关系，推动叙利亚融入东地中海地区经济体系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有益于美国的相关盟伴国家加强对叙利亚的外交接触，有助于缓解叙利亚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形势，为叙利亚经济重建进程创造积极的新发展道路。”杨玉龙分析道。

特朗普解除制裁意味着什么？

“新政府有望成功稳定国家，维护和平。”特朗普13日在沙特表示，“我将下令停止对叙利亚的制裁，给他们一个走向伟大的机会。”

叙利亚外交部门负责人希巴尼当天表示，叙利亚欢迎特朗普有关解除对叙制裁的表态，认为相关举措将有助于叙利亚重建进程。曾在奥巴马时期担任美国驻叙利亚大使的罗伯特·福特亦对特朗普解除制裁的举措表示赞赏。

“三个月前我访问了叙利亚，这个国家在经历了13年的内战后满目疮痍。它需要重建，需要外国融资来实现这一点。”福特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取消制裁将使国际资本能够从海湾国家、其他阿拉伯国家以及不同的援助机构流入叙利亚。

美国对叙利亚的制裁最早可追溯到1979年，当时美国政府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并对其实施武器禁运和金融限制，包括对外援助的限制。2003年美国国会通过《清算叙利亚法案》和《叙利亚责任及黎巴嫩主权法》，并于2004年5月开始通过各种行政命令实施进一步制裁，包括限制更多武器出口和限制叙利亚与美国的经济往来。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奥巴马政府先后签署多项行政命令，对叙利亚政权核心人物及其商业网络实施资产冻结、旅行禁令和贸易限制，并冻结叙政府在海外持有的资产、禁止美国在叙投资以及限制石油进口。

2019年12月，特朗普在首个任期签署所谓《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简称《凯撒法案》），扩大对叙经济和政治制裁范围，几乎覆盖了叙利亚所有国计民生的行业，成为过去十年间美对叙制裁体系的关键一环。受美国制裁影响，即便海湾国家有意向叙利亚出口燃料和小麦等关键物资，叙方也无法进口。

即便在2024年末叙利亚新政权上台后，白宫也仍然保留了对叙利亚的制裁措施，原因是“无法确定叙利亚新任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的想法”。在此之前，沙拉所属的“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被认定与基地组织存在关联，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将其列为“外国恐怖组织”，这也是国际社会对解除叙利亚制裁持谨慎态度的主要原因。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报告估计，叙利亚在2011年至2024年战争期间的“GDP损失”约为8000亿美元。目前，叙利亚90%的民众生活在贫困之中，四分之一人口失业，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缩水至2011年的一半以下”。另外，叙利亚的人类发展指数（衡量预期寿命、教育和生活水平）得分已降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该机构今年2月的一份报告估计，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叙利亚需要50多年才能恢复到战前的经济水平。

“美国国会是否会配合特朗普政府取消美国对叙利亚实施制裁的《凯撒法案》，在法律程序方面目前仍具有不确定性。同时，叙利亚经济在短期内仍将面临一系列复杂的结构性困难和障碍，即使美国政府迅速解除针对叙利亚的重要经济制裁，也不会在短期内迅速改变叙利亚经济重建面临的困境。”杨玉龙分析道。

“在大马士革建一座特朗普大厦”

早在4月30日，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私营能源公司Argent LNG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乔纳森·巴斯（Jonathan Bass）到访大马士革，与沙拉进行了4个小时的会晤，并一直试图安排两位领导人举行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晤。针对二人对话的内容，巴斯向媒体表示，“沙拉希望达成一项有利于国家未来的商业协议”，并指出该协议可能涉及能源开发、对抗伊朗的合作以及与以色列的接触。

“他（沙拉）告诉我，他想在大马士革建一座特朗普大厦。他希望与邻国和平相处。他告诉我，这对该地区有利，对以色列也有利。”巴斯表示，沙拉还分享了自己与特朗普的联系——两人都曾遭到枪击，但都侥幸逃脱。

据几位熟悉美国动向的消息人士透露，在大马士革建造特朗普大厦、缓和与以色列的关系以及允许美国获取叙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都是叙新政权战略举措的一部分，目的是争取与特朗普举行会晤的机会。

有分析认为，叙利亚新政府竭力将自己塑造成一支能够被国际社会接受的温和力量，包括与被认定为“恐怖主义”的组织保持距离，承诺与外国势力合作开展“反恐”行动，并公开表示支持少数民族权利。

但杨玉龙指出，有鉴于“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的意识形态背景和政治军事经历，美国政府可能将继续对叙利亚政权保持一段时间的谨慎观察，美叙关系正常化进程不会在短期内迅速实现，两国关系重置仍面临重要挑战，包括叙利亚政府的“外国战斗人员”、以叙关系等议题仍有待解决。

三位熟悉政策制定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白宫“尚未制定和阐明清晰的叙利亚政策”，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从反恐角度看待与叙利亚的关系。两位消息人士称，在叙利亚外长希巴尼4月访美期间，参与会见的美方人员包括一名来自国务院的高级反恐官员。

然而，杨玉龙认为，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对叙利亚问题的外部干预政策不仅是出于反恐战略的安全考量，也具有地缘政治战略考虑，即遏制和削弱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国家行为体在叙利亚境内的影响力。

2024年12月叙利亚变局发生后，美国在叙利亚的地缘政治、安全等相关利益考量发生了重大变化，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势力基本退出叙利亚，“伊斯兰国”极端势力在叙利亚的残余势力“死灰复燃”的可能性较小，且美国已得到土耳其、伊拉克等国家的保证，将建立区域性反恐联盟合作打击“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残余势力。

“因此，美国特朗普政府决意减少在叙利亚的战略性存在，减缩军事人员规模，这是美国对叙利亚政策的重要变化。”杨玉龙分析道，“美国对叙利亚问题的利益关切将逐渐脱离反恐、安全等考量，特朗普政府也可能积极参与叙利亚的经济重建，利用叙利亚经济重建提供的商机，为美国企业创造经济投资机会。”

地区格局迎来变化？

自去年叙利亚“变天”后，中东地区和域外一些国家纷纷作出反应。分析人士认为，叙政局剧变打破了外部势力在叙的原有状态，一些被认为从变局中受益的外部势力谋划通过外交、军事等手段抢先布局，其他外部势力则试图保持存在、维护在叙利益。

据新华社报道，土耳其支持的叙新政权上台后，以色列以“阻止叙前政权的军事装备落入敌对势力之手”为由，对叙境内目标发动数百次“先发制人”式空袭。此外，以军还占领了戈兰高地军事缓冲区及周边区域，称寻求将叙南部库奈特拉省、德拉省、苏韦达省“全面非军事化”。

目前，以色列地面部队已占领叙利亚西南部领土，同时游说白宫保持叙利亚的分裂和孤立状态。以色列表示，袭击行动的目的是保护叙利亚少数群体，但叙利亚则认为一系列袭击将导致局势升级。

以色列所指的“少数民族”主要指分布在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及其占领的戈兰高地的德鲁兹人，长期以来，以色列与叙利亚的德鲁兹社区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联系。自叙政权领导人沙拉掌权以来，以色列担心相关势力在叙南部的扩张可能对以构成安全威胁，因此采取军事行动保护德鲁兹人，还在叙南部扩大军事行动以遏制潜在的安全风险。

耐人寻味的是，以色列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或与特朗普的和解倾向产生冲突。不过，双方的分歧不止于此——特朗普日前积极推动与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在宣布解除对叙利亚制裁的投资论坛上还表示，他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但鉴于旨在限制伊朗核计划以换取制裁解除的谈判正在进行，他已准备好达成协议，并敦促德黑兰方面接受他伸出的橄榄枝。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日前和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协议前未知会以色列，也未阻止胡塞武装继续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国土报》分析称，长期以来,以色列一直认为自己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支点，尤其在安全与反恐领域扮演关键角色。但当前形势表明，这一传统定位正受到挑战。特朗普以“交易优先”思维重构地区秩序，在关键问题上绕开以色列。

“就叙利亚问题而言，以色列主要以安全化外交政策为主导，但美国力图减少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美以双方在叙利亚问题的政策分歧较为突出。不过，美以特殊关系仍保持着较强的韧性，战略分歧与政策矛盾并不意味着美以双方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合作关系会出现显著破裂，双方仍保持着稳定的安全协调、军事合作、情报分享与外交互动。”杨玉龙认为，以色列正在通过阿联酋渠道与叙利亚政权秘密会谈，以叙两国关系可能会出现缓和趋势，在美国对叙政策重置的背景下，以色列可能会加强对沙拉政府的务实接触政策，但安全化外交政策在短期内重置的可能性较小。

作为深度参与叙利亚事务的另一域外力量，土耳其长期以来在叙利亚的战略目标不仅包括扶植代理人、让数百万逃到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回国，还包括遏制受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势力、沿土叙边界在叙境内设立缓冲区。在美国智库中东研究所前研究员比罗尔·巴什坎看来，叙利亚变局令土耳其成为“最大赢家”。今年3月，土耳其甚至向叙利亚派出一支军事代表团，讨论土方帮助叙新政权训练军队以及提供军事顾问等事宜。

《华盛顿邮报》则援引批评人士的话分析称，美国若对叙利亚维持过长时间的制裁，可能会疏远有意与美国合作的叙利亚新任领导人，并可能增加叙利亚对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其他支持者的依赖。

杨玉龙认为，随着美叙两国加强务实接触合作，土耳其可以借此在叙库尔德问题、土以两国在叙利亚的地缘竞争等议题方面与美国加强对话，要求美方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安全利益诉求，有效限制叙库尔德武装对土耳其构成的国家安全跨境威胁，限制以色列在叙境内对土耳其的敌视政策。

“从美国角度分析，如果叙利亚政权过于依赖土耳其给予的军事、安全和经济支持，将打破叙利亚的多重地缘政治竞争平衡，既不利于维护美国在叙利亚的地缘、安全、经济、军事等利益，也将增加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直接对抗的风险。因此，特朗普政府解除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事实上具有一定的地缘政治、外交的平衡政策考量。”杨玉龙分析道。

（实习生刘纹溪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