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合作社是大家的，你这个社长，恐怕干不长了！”孙大头在村民大会上公然向我发难。
我精心设计的现代化养猪系统被一步步拆解，只因为它“成本高、周期长、不实惠”。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离开后那些“节约”下来的钱，最终都用来处理成堆的病死猪。
1
“消毒用得着那么勤吗？一个星期两次就够了！”孙大头是村里养猪大户，年产生猪上千头，在村里很有威望。
他担任了合作社的副社长，但从一开始就对我的管理方式颇有微词，内心深处对我这个年轻人能获得如此多的政府支持和村民信任感到嫉妒和不满。
“孙叔，科学养殖标准规定，猪舍每天都要消毒，尤其是猪只粪便必须及时清理，避免病菌滋生。”我耐心解释，希望能够说服这位资深养猪户。
“放屁！我养了三十年猪，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规矩。猪是铁打的吗？天天消毒，药水都能把猪皮给熏薄了！那些国外那一套，在咱中国行不通！再说了，你那些消毒水不便宜吧？一桶得几百块吧？你是不是从里面拿回扣啊？”
孙大头毫不客气地反驳，话语中透露出他的猜忌和对额外支出的抵触。
类似的争执越来越多。
我坚持使用配合饲料，孙大头嫌贵，偷偷往食槽里添加泔水；我要求工人进猪舍必须换鞋消毒，孙大头认为多此一举；我安装了自动测温系统监测猪只体温，孙大头讥讽说“靠眼睛看不就行了”。
在他眼中，每一项科学规范都是“浪费钱”的手段，他始终无法理解预防胜于治疗的理念，更无法接受我这个年轻人掌控着他梦寐以求的资源和资金。
矛盾在一次村民大会上开始激化。
那天，我向大家汇报了合作社前三个月的收支情况和未来规划。
数据显示，前期投入较大，目前收益增幅不明显，但预计科学养殖的利润率能达到传统养猪的3倍，预计年底每户参与村民能分红两万元以上。
“乡亲们，科学养殖的核心是预防为主。虽然前期设备投入看着多，但减少了后期疾病治疗和死亡损失，长期来看反而省钱。”我指着PPT上的数据耐心说明。
话音刚落，孙大头站了起来：“李明辉，你少在这里忽悠我们了！你每个月都要去省城‘考察’，谁知道是不是拿着合作社的钱去享受？光那辆新车，就值十几万吧？”他的眼神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显然已经在盘算如何夺取合作社的控制权。
我愕然：“孙叔，那是我自己的车贷，和合作社的钱一分不沾。”
孙大头冷笑着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那这是什么？”屏幕上赫然是我站在一辆奔驰车旁的照片，照片上我的头明显是P上去的，这是他精心准备的陷阱。
顿时，会场一片哗然。
我试图解释那不是真的，但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质疑我：“小李啊，你是不是太会算计了？”“就是，那么多规矩，是不是故意为难我们这些老农民？”“听说你还要求猪吃的饲料必须从你朋友的公司买，里面有回扣吧？”孙大头成功地在村民心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为他后续夺权铺平了道路。
冲突并不止于言语。
三天后的深夜，我接到系统警报，匆忙赶到养殖场，发现水质检测系统被人为破坏，监控录像清晰地显示是孙大头的儿子孙小飞干的。
更糟的是，我发现饲料仓里混入了大量发霉的陈饲料，若不是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这已经不仅仅是意见不合，而是蓄意破坏，目的就是要摧毁我的信誉，夺取合作社的控制权。
“孙叔，为什么要这样？”第二天，我找到孙大头理论，心中已经明白他的真实目的。
“什么这样那样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孙大头装傻充愣，“不过我要提醒你，合作社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你这个社长，恐怕干不长了！”他的话语中带着威胁和胜券在握的自信。
果然，在接下来的社员大会上，孙大头提议“重组管理层”，让我继续负责技术，而把财务和采购大权交给他。
在他的煽动下，2/3的社员投票赞成了这个提议。
这一步，正是他精心设计的夺权计划的关键一环。
从那天起，我失去了对合作社的实际控制权。
孙大头以“节约成本”为名，大幅削减了消毒频次，将优质饲料换成了便宜货，甚至停用了自动测温和水质监测系统。
每次我提出异议，他就讥讽地说：“李教授，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了，猪养得好不好，关键看经验！”在他的心里，合作社已经成了他牟利的工具，科学养殖的理念被彻底抛弃。
最让我心痛的是，孙大头开始对饲养周期做出了重大改变。
科学养殖要求生猪达到一定体重和健康标准才能出栏，通常需要6-7个月的饲养期。
但孙大头觉得“养得太久，成本太高”，坚持要提前出栏，他的目的很明确——尽快套现，满足他的贪婪欲望。
一开始，超市收购方看在我们之前合作的份上，勉强接收了一批不达标的生猪，但很快就表示，如果质量继续下滑，将取消长期合同。
孙大头不以为然：“不愁卖，大不了降点价！”他完全不在乎合作社的长远发展，只看重眼前利益。
就在几天前，超市采购员来验收我们即将交付的这批生猪时，指出了严重问题：“这批猪的肉质和之前完全不同，瘦肉率低了至少15%，还有一部分猪明显存在亚健康状态。按合同，我们无法以38元/公斤的价格接收。”
采购员一走，孙大头就发飙了：“都是你那些破规矩！养猪还讲什么标准化，猪不就是喂胖了卖吗？”他对失去高价订单感到恼怒，却不愿承认是自己的贪婪和急功近利导致了这一切。
我反驳道：“孙叔，科学养殖不仅仅是喂胖，更重要的是肉质。
那些高端超市要的是优质猪肉，不是普通猪肉。
您擅自更改饲料配方，缩短育肥期，品质能不下降吗？”
“放屁！老子养了一辈子猪，还用你教？”孙大头指着我的鼻子骂，“你那套‘科学’，把好好的猪养得又慢又贵，现在订单没了，全是你害的！”他开始推卸责任，把自己造成的问题嫁祸于我，为后续更大的冲突埋下伏笔。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当我调整测温仪准备检查猪只体温时，孙大头彻底爆发了。
他不仅踢翻了设备，还当场撕毁了我们辛苦获得的科技示范点证书，彻底暴露了他对科学养殖的不屑和对权力的执着追求。
“什么狗屁科技！老子养猪几十年，什么风浪没见过？就是你小子带来的这些破玩意儿，害得我们赔钱！”
他指着一群围观的村民，“你们说，是不是？”这是他最后一次利用村民对科技的不信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村民们面面相觑，有人附和着点头，有人低头不语。
2
我叫李明辉，今年26岁，华农大学动物科学专业的应届硕士毕业生。
这段创业之路始于三年前，当时我拿着导师的推荐信进入了一家荷兰养猪企业实习，学习了最前沿的科学养猪技术。
从环境控制、饲料配比到疾病防控，我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每一项技术，梦想着有一天能把这些带回我的家乡。
机会比我想象的来得更快。
去年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政策，这成为了我实现梦想的契机。
我的家乡桃源村是传统的养猪大村，但多年来一直沿用着老祖宗留下的粗放养殖方式：开放式猪圈、泔水喂养、全靠经验打针防疫。
每到雨季或者寒冬，村里的猪总要大批死亡，农户们习以为常，称之为“天灾”。
带着在荷兰学到的技术和省里40万元的创业补贴，我满怀信心地回到了桃源村。
村支书刘叔是个开明人，他大力支持我的创业计划，拿出村集体10亩地作为养猪基地，并动员村民以入股形式参与合作社，这为我的创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虽然刘叔私下里对我说：“明辉啊，我支持你，但村里人思想保守，你要有心理准备。我能做的也有限，有些事我不得不明哲保身。”
我理解他的立场，一个村支书也有他的难处和顾虑。
创业初期，一切都进展顺利。
我用补贴资金购置了温控设备、自动饲喂系统和水质净化装置，建起了半封闭式猪舍，还从荷兰公司引进了高质量的种猪。
入社的50户村民每家出资5000元，换取合作社5%的股份，共同开启了这段科学养猪的旅程。
第一批300头仔猪在我的科学管理下，生长速度比传统养殖快了近一倍，而且几乎没有发病。
“看到了吗？这就是科学养殖的威力！”我骄傲地向村民们展示第一批生猪的防疫记录，死亡率仅有3%，而村里传统养猪的死亡率平均高达28%。这样显著的成效很快得到了认可，农业部派专家来考察后，授予我们“科技示范点”的称号，还帮我联系了省城最大的高端超市作为固定客户。当第一批生猪以38元/公斤的高价售出时，参与的村民都乐开了花，仿佛看到了致富的希望。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合作社规模扩大到1000头猪，我需要更严格地执行各项规范，这也为日后与孙大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矛盾在一个雨后的清晨开始激化。
那天我正在检查猪舍的消毒记录，发现前一天晚上负责消毒的工人竟然只做了表面工作，猪舍内部几乎没有消毒水的味道。
“谁负责昨晚的消毒？”我皱着眉头问道。
一个年轻工人怯生生地举起手：“李、李教授，是我。”
“为什么没有按照规范操作？你知道一次不彻底的消毒可能带来什么后果吗？”我语气严肃。
就在这时，孙大头大步走了过来：“吵什么吵？一大早的就找茬？”
“孙叔，这不是找茬，是原则问题。消毒不彻底，很容易引发疫病。”
“什么原则不原则的！”孙大头冷笑一声，“我养了三十年猪，哪天不是这么消毒的？你那些花里胡哨的标准，除了浪费钱还有什么用？”
“科学养殖就是要严格按规范来，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我坚持道。
孙大头突然一把抓过我手中的记录簿，翻了翻后冷笑道：“哟，按你这个记录，光消毒药水一个月就用了五千多块？我的老天爷啊，你这是在给药水厂打工吧？”他转向周围的村民，“乡亲们，你们听听，五千块的消毒水，这一年下来得六万了！这六万能买多少猪仔？能盖多少猪圈？”
村民们议论纷纷，有人开始点头附和。
我看到刘叔欲言又止，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
这次争执后，孙大头开始处处与我作对。
他暗中煽动工人偷工减料，在村民面前散布我浪费钱、做表面文章的言论，甚至擅自修改了饲料配方，用低价劣质饲料代替我精心配制的科学饲料。
每当我提出异议，他就以“降低成本”为由反驳我。
一个月后，一批生猪出现了轻微的肠道问题，虽然没有大碍，但生长速度明显变慢。
我知道这是饲料问题导致的，但孙大头反而把责任推到了我身上：“看吧，你那套科学养殖，猪不照样生病？还不如按老办法来得实在！”
矛盾就这样一步步激化，直到今天彻底爆发——
“李教授，你这些花里胡哨的设备有什么用！猪不长肉都怪你！”
孙大头涨红着脸，一脚踢翻了我刚安装的自动测温仪，35.7℃的数字在显示屏上闪烁几下后熄灭了。
围观的村民脸上带着复杂的表情，有人暗自点头，有人低头不语。
那台价值三万多的精密仪器躺在地上，屏幕已经出现裂痕。
我强忍着心疼蹲下身捡起它，手指轻轻抚过破损的部分，就像抚摸一个受伤的孩子。
“孙叔，您这是干什么？这仪器是用来防病的，不是害你的。”我尽量保持声音平稳。
“防病？放屁！自从按你那套弄法，猪长得比以前还慢，还说什么降低死亡率，可现在猪是没死，肉也没长啊！”孙大头指着一旁的生猪，“按老祖宗的办法，这会儿都该出栏了，你那些‘科学’，害得我们多养了一个月，多花了多少饲料钱！”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争执，但绝对是最严重的一次。
仅仅三个月前，村民们还抢着把猪仔送到我的现代化养殖基地，人人夸我是村里的“大学生骄傲”。
而现在，他们团团围住我要说法，十几张嘴同时喊着“退钱”“退股”“滚出去”，声浪几乎掀翻猪舍的铁皮屋顶。
孙大头见我沉默，更加来劲了，他一把抓过我桌上的农业部科技示范点证书，当着所有人的面撕得粉碎：“什么狗屁证书！就是骗补贴的玩意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