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文存】机工会：我的文学摇篮和舅舅失足的贼船（同丰里十七号系列）

我广州老家附近，步行不足两分钟的地方，有一个现在鼎鼎大名的供游人瞻仰打卡的圣地，就是位于广州海珠区海幢街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简称“一劳大”旧址。正门从靠近解放桥下的滨江路进，屋顶红星闪耀，颇为高大上。从某个角度拍摄，可以看到我在豪丰园的物业。这个所在，现在注明的地址是滨江西路230号，但实际上这里曾经的地址是“爱和里9号”，起码是开会用的大礼堂的地址。

据说，早期的屋顶是广东机器工会的会徽，是个机器工人量度物体尺寸的一些工具的集合，如内外卡钳，量角器等，后来才改作象征革命的红星。

我们当年进进出出的，是一条叫“爱和里”的小巷，当时是南华中路一条狭窄小巷，现在仍然存在，还有不少跟修葺一新的文物建筑外观显得有些违和的民居。我们要去的会堂，是当年的仓库，具体说是盐仓。小时候，“到盐仓玩”是街市童党的召集令，附近还有盐仓一巷、盐仓二巷的称谓，父母辈都把同庆路称为盐仓。

从南华路进入的爱和里，和契娘住的二帝庙前街、龙庆大街以及紧挨着的同庆路相隔不远，都是平行的南北向街道。从三如茶楼往东走去，大体依次是糖果烟酒商店荣丰玉、三如冰室、滨江路小学、一家叫“仁人”的西医诊所、二帝庙前街、一家旗帜印染店（大革文化命初期生意格外旺）、龙庆大街、牙医诊所、泡水馆和一家小食店，就到了爱和里。而母亲甚至在泡水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何谓泡水馆，另文慢慢道来。

那是我童年时代经常流连的地方，也是我青年时代频频光顾的地方。我捉迷藏躲到这里，抢军旗镇守这里，也在这里开过形形式式的各种大会，从批斗牛鬼蛇神、接受斗争动员到庆祝各种伟大胜利；我也在这里开始了较系统的文学创作学习，可以这样说，这里是我的文学摇篮一点不为过。

当时的海幢街革命委员会，开大会和搞较大型的文艺演出，只有三个去处，一是福场路对着的光明大戏院，一是海珠区委大礼堂，再就是这个位于爱和里9号的“机工会”，完整的称呼是广东机器工会。

这个机工会，据资料显示一直到2006年，也就是我出国后的十多年，才在广州第四次文物普查中确定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成了红色的革命摇篮，从此改了旧称。附近街市小民，才知道自己生活的地方原来挨着一块革命圣地；开大会坐过的礼堂，也是当年“一劳大”鱼龙混杂的大小人物就座的所在。

资料显示，1922年5月1日至6日，一个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构，在广州隆重举办了首次全国劳动大会。此次大会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的首次全国性盛会，共有来自12个城市的173名代表参与，他们代表超过110个工会，这些工会汇聚了34万名有组织的工人。这些代表中，既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也有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包括那些毫无主义和信仰的玩工会派，或称为“社团玩家”，就是组织一个什么的工会，自己当个头目，网罗会众，达到获得名利的目的。

这次大会的召开，表明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得到认同。2006 年，广州的文物普查中确定为“一劳大”旧址，包括主楼和礼堂两大部分，其中礼堂已恢复当年召开大会时候的原；主楼的首层为“全国一次劳大会址”专题历史图展；三楼还有文学家巴金曾经短暂居住过的房间，据说一度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巴金，在这里写下散文《海珠桥》，现在布置一番，供人瞻仰。

母亲一直把这个地方叫做机工会，就像她把堑口轮渡码头叫做电船仔码头一样。这个机工会第一次印入我的脑海，是因为舅舅。

我的舅舅和母亲关系最为密切，他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让他的一个儿子由母亲抚养，也就是一直在母亲杂货店干活的表哥，而我跟最小的表哥年龄相仿，分属街市的两个童党，有时争斗，有时联合。他家和工作的地方就在我家附近。他住在不远的荣庆坊，而工作在堑口市场的理发店，这家理发店的后门，冲着同丰里15号，也就是我家的隔壁。理发店中的众人，跟我们家很熟，在“深挖洞、广积粮”的日子，理发店出资出材料，在我家中挖了一个防空洞，地点在同丰里19号的后院，紧跟“最高指示”以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但是，舅舅未能看到防空洞在我家的落成，他人已经不在了。

舅舅叫廖祥，是个理发匠。理发店大概有四五个人，我一家几口的头，都一直由他来打理。他其貌不扬，鲜语寡言，可以说不苟言笑，但是手艺很好，很多客人愿意光顾。不过，我总是等到他有空才找他，他也只有在把我的头收拾一新，才偶尔露出笑意，轻轻拍拍我的头，“走吧，马骝仔”。但是，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他被送回从来没有回过的家乡梅县了。不久，尚在家乡的一个胞妹来信说，他回乡后不久就病死了。

我问母亲，他为什么被送回乡？母亲只是说，解放初期他曾经被定为坏分子，受到过管制，后来不是了——她不会说“摘帽”——但是运动一来，还是要把他送回乡。

“舅妈和几个表哥和表姐为什么没有去？”

“一人做事一人当嘛。”

“舅舅为什么是坏分子？做过什么坏事？”

“我也不知道，听说是因为他年轻时候加入了机工会。”

“加入机工会就是做坏事吗？”

“我也不知道。”

关于舅舅的历史，我已经无从查考。但是，这个“一大劳总”和其前身机器工会的由来，却有清晰的记载。

资料显示，广东机器工会会所，1920年由广州机器工人和粤籍旅居东南亚的机器工人捐资兴建，是机器工会从永德货仓（盐仓）购得后改建而成的。会所当时为三层的西式大楼，楼前的花园直抵珠江边，楼后大礼堂由仓库改建，可容纳2000多人。

据说会所的兴建，也得到了孙中山的资助。

广东机器工会前身是1907年成立的广东机器研究公会，为广东机器行业工人和中小企业主的混合组织。1919至1920年间，广州机器工人掀起组织工会的热潮，无疑，广东机器工人工会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

至1921年底，甚至理发、茶楼等各行各业，也有了工会组织。舅舅可能后来加入了理发工会，而这个工会，也是广东机器工会的一个部分。

1922年1月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正是顺应这一高潮而召开，因兼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身份的谭平山曾在这里开展过活动，教过书，熟悉情况而推荐此地。但是，当时属于国民党的广东机器工会负责人不太愿意，不过，在获悉孙中山支持后也不得不同意了。

一劳大取得的成果，无需在此叙述。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参加一劳大的，有共产党人、国民党人，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更多的无政府主义者，当时称为安那其主义者，还有一些借搞社团而谋私利者。

一劳大开过后，国共两党在工人运动中展开了争斗，更酿成多次的武斗，工会组织于是染上了政党的色彩。机器工会靠近了国民党，一些工贼如李德轩等掌握了这个工会的领导权，并曾经参与镇压1927年的广州起义，甚至属下的体育部的暴徒，袭击并枪杀了共产党人张太雷。这为这个工会定了性。

到了解放后，机工会的头目李德轩逃港失败，一度滞留广州，于1951年遭到逮捕。最终，李德轩于1951年7月8日公审后被枪决。广东机器工会于是被定性，成了一个反动工会，所有成员必须坦白交代，接受惩罚。舅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划为坏分子，地富反坏右，排行第四位，不过可能由于罪恶不大，没有被判刑，只是接受派出所的监督改造，称为管制。这也许造成了他毕生的不言不语，尽管后来摘了帽。

理发店当时的负责人叫华仔，是当时海幢街第五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庞姐（庞燕珊）的丈夫，是我们家几十年的熟人。他告诉我，舅舅是文化革命初期被不明来历的红卫兵揪出来的，后来在街道办了个手续，就遣送回乡。

我明白了，就跟堑口街市那个突然消失的地主婆一家那样。那时在地富反坏右之外又增加两类人，就是资本家和走资派，统称黑七类。特别最后一类，就是共产党的官员，甚至是高级官员，过了多年之后，最后证明只是历史巨人的一个踉跄，但是已经造成无数生命的消失。

只是到了2020年，我在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的一篇名为《血雨腥风之广东机器工会》文章中读到关于对这个机器工会的评价。首先是广州起义时候，“广州起义中工人赤卫队之组合，除来自各行业之工人外，还有来自广东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下属之工会部分机工。”“广州起义后次日，也有不少机工响应起义，故起义失败后，均难逃‘体育队’之捕杀。”

文章还客观地评价了广东机器工会的组成，引述1928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指出“本党从前的工作，实在对于机器工会中的无产阶级分子，没有充分的（地）去宣传吸引他们，使他们脱离那些法西斯蒂的首领。”

又引述了瞿秋白1928年关于“广州起义”的报告：“这种对待机器工人的错误态度，已有不下五年的历史了……严重的、真正的错误在于此，我们没有很好地对取代我们的那些机器工人做工作，认为起义期间机工队伍是反对我们的，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因反对我们的不是机器工人，而是这个资本家——机器工会头子的雇佣兵。”

可惜解放初期重复了这些错误，一些错误甚至到八十年代才得以纠正。舅舅当年上了贼船，但是，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一条贼船，只是想作为一位理发业的工人，争取诸如八小时工作制的福利而已，入了这个叫做“工会”的团体，不知道当时的工会有红有黄之分，不仅自己惨遭灭顶之灾，还祸及他的子女。

那句话怎么说的？“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我等小民，只是脸上轻轻地粘上了被大时代裹挟着的微尘，但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及其成员来说，却足以改变其人生。

人的一生，只有几个十年，岁月不能蹉跎或者被蹉跎。当我在街道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所幸迎来了1976年10月的大动荡与大解放。这个机器工会，重新对我产生了吸引力，因为这座建筑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机构，就是滨江路边的四层建筑，现在作为广州工运史料展览的地方，当时是广州业余大学。

这座建筑，解放后被政府接管，并移交给广州市总工会，用作广州职工业余教育和机电工会的办公场所。1962年创办广州业余大学，就把这里作为最初的总部和教学基地。

其时，即使在那金秋十月之前，我似乎已经有点儿飞黄腾达，当了街道的团委副书记，并负责街道的理论学习和文化宣传等工作。区委和街道党委，正在为我的去向多次扯皮交涉。

但是，1977年是我繁忙的一年，其中一个日程，就是参加广州业余大学的文学创作班，每星期有大约三个晚上，到这里听课，听那些思想和肉体都获得了解放的文艺家文学家们讲课，这是我喜欢的，因为其时我已经有意在文学方面发展。

（吕硕文）

2025年去世的朋友、广州资深记者吕硕文，2023年曾在搜狐网上写了一篇文章，回忆当年这个文学班的往事：“记得，当年广州为了培养一批文学创作力量，由（广州市）文艺创作室与市业余大学合建了一个速训班。从各单位抽选一些学员短期培训，将准备充实广州文艺创作的力量。这个班分开文艺评论、小说、戏剧等三个小组。组建者不惜下重本，由赵宗英老师任班主任，再请市创作室四名创作员一起负责管理这个班。”

文章列举了一些中国和广东文学名家的名字，如秦牧、李门等担任讲课的老师，继续写道：“学员们自然也不愿意错失这个极好机会了。仅说我们戏剧组的何宝文（后为著名粤语相声演员）、陆晓光（曾任《外来媳妇本地郎》总导演）、江明明（后改名丁工倚，曾任《南方都市报》副主编）和黄锦鸿（《雅马哈鱼档》原作者），他们都纷纷进入创作期，不时拿出一个相声或者一个小说，交给同学们讨论。”

我记得，当时海珠区和我一起进入这个班学习的，除了江明明，还有区委文化科的年轻干部刘青云。在这里，也认识了一班当时热血沸腾，要成为当代鲁迅、老舍或曹禺的文艺文学青年，至今还有一串名字在我的脑海中萦回。

我记得，当时给我们讲课的有中山大学的外国文学老师吴文辉，他讲欧亨利的短篇小说，给我很多教益，不仅是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的，还有他那讲课的风度和姿态。他没有带讲义，甚至很少板书，课堂上语音流滔滔不绝有条不紊地流动，知识挟带着趣味徐徐显现，作为学生的我们，居然被那平淡而波澜不兴的声音迷倒，这甚至成为了我日后执大学教鞭时候刻意模仿的榜样。

我记得，广州市创作室电影戏剧家姚柱林的课也是我爱听的，他狠批了四人帮电影《春苗》等的创作，把文艺女神江女士一手栽培的春苗踩在脚下，难以再生根发芽，可能姚老师受过很多冤屈，非要把已经跌落神坛的女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他讲得手舞足蹈，唇干舌燥，但头头是道，逻辑分明，让我学到了不少电影术语，触发了我日后“触电”的念头。

吕硕文继续写道：“在同学中，黄锦鸿当时也算刻苦学习中的一个。他住在海珠区（俗称河南），同时也在这个区的一个街道工作，熟悉那里的人情世故和风俗习惯。这时候，他开始文学创作，并始酝酿《雅马哈鱼档》了。”

其实，当时我只是有些生活的积累，还没有什么宏大的创作计划。但是，在这期间，我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创作的实践中，开始学写小说，居然第一炮就打响了，创作的小说《一张发不出去的请柬》，作为首届朝花奖投稿被《广州文艺》刊用，在全国的来稿中被评为三等奖。后来和其他获奖小说一起，更收进短篇小说集《拳头打在谁身上》。当中的作者，后来很多的确成为了广东乃至中国文学创作的主力。

实话说，我的小说处女作稚嫩，是学步之作，甚至可以看到模仿刘心武一炮而红的《班主任》的痕迹，写一位文化馆的副馆长，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思想如何仍然僵化，对一位粤剧老艺人百般挑剔。副馆长只是社会生活中的又一个谢惠敏——《班主任》的一个角色，一个正确得可爱可悲的学生团支部书记。但是，也无可否认，小说中规中矩，情节细节，人物性格，非常符合文学作品的固有特征，特别有至今看起来还不禁叫绝的细节描写和振振有词、几十年后仍感觉到掷地有声的议论，如“他在林彪四人帮滥施淫威的日子里尝了左的甜头，也看到一些人吃了右的苦头，于是更把那套‘宁左勿右，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时髦说法，奉为金科玉律。”

2024年第10期的《广州文艺》有一篇文章《小说与城市的共振》，评上世纪多年该刊物的小说创作，我的这篇作品和另一篇小说《乔迁之悲》，居然成为了点评的对象。

我不胜惶恐，也感恩，文坛没有忘记我的作品。

《一张发不出去的请柬》只是文字略显平淡。但是，这发现了自己的潜能，增长了我从事文学创作的自信心。除了锻炼我的思维，努力思考向主题的纵深处推进，更加着意文字的锤炼和雕琢。

就读业余大学期间，却遇上恢复高考的好事，确认了我等大龄青年也可以参加考试，因此，我全副精力都放在准备迎接这难得的高考中。

这段时间，我的情绪高度亢奋而紧张，又正处于热恋中，从隔三差五缺课到把文学创作班的课完全停了，自己准备功课。须知我没有上过高中，念广州二轻中专后大半年也没有什么正式的老师，最有兴趣的是提琴课和制图课，就闹革命了，复课也只是到车间和木头打交道，完整的学历只是初中，还得献献殷勤，给红袖添香，帮助也希望考医学院的女友复习。

这是我考入大学之前的事情了。当年的年底，我就参加了文大后第一年的高考，亲历了这一世纪的重大事件，成为了时代的幸运儿，总算进入了大学，尽管入学之初叫教师进修学院大专班。这一盛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的名字，有幸贴在了广东省一些展览和博物馆的墙上。

再次呼吁，各位广州海珠区南华中路海幢街堑口同丰里乃至散落在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街坊好友，如有谬误，敬请指正，微信见！（黄锦鸿，写于202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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