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山鸣: “我要炸了实验室”, 学术圈那些稀奇古怪事

王山鸣，1957年出生。毕业于江西医学院，山东医科大学，瑞士实验癌症研究所和瑞士洛桑大学。工作于中国中医研究院，美国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和中国澳门大学。从事癌症研究。

原题

我在象牙塔里

经历过的稀奇古怪事

作者：王山鸣

人们常用象牙塔来形容学术界。学术界人员结构相对简单，与社会相对隔离，学者们大都专注于精神和学术上的追求，从事研究和教书育人的工作。所以，人们常会认为，比起嘈杂的社会来，学术界纯碎，简单，明了，是令人向往的理想美满之地，是实现梦想的地方。

然而，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学人也是吃五谷杂粮长大，学术界并非一方净土，而是有种种内在的问题，只不过是有其特有的表现形式而已。近年来不断曝光的各式各样学术丑闻，就印证了这个事实。

在长年游学中外的过程中，我也直接经历过学术界很多稀奇古怪的事。这里试举几个典型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为避嫌，所涉案例多隐去了人名、地名、国名和发生时间。

“我要炸了实验室”

在学术界，作者权益一直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处理不当，可引起严重的后果。

一天早晨，我照常按部就班上班。来到实验大楼，见外面站满了研究所的师生们，整个实验大楼被荷枪实弹带有警犬的警察封锁，所有人不得入内，至半天后实验楼才被解禁，众人得以入内。

后来才得知事情的起因，是由于一实验室的PI（实验室负责人）和一位博士后因为一篇文章的作者排序问题发生了纠纷。该博士后认为大部分数据是他做出来的，他理应是该文章的第一作者，但是PI却将另一人列为第一作者，双方坚持己见无法协调。博士后一怒之下，扬言要炸掉实验室！PI立马报警，结果就发生了上述事件。

警方彻查了整个大楼，并未发现任何爆炸物。但该博士后被拘留数月，进入法律程序。后来听说因该博士后发生了精神问题，才最终得以释放，但被实验室解雇。

我本人也曾卷入因文章作者而引发的争议。我读博时和师兄一起做相关的课题实验。期间，他主导发展了一个精确测量基因表达量的方法，对此我也出力不少。可是成文时，竟然没有我的名字。这太过分了！

好在我有详细记录实验的习惯，在我实验记录本里详细记录了我为这个项目所做实验的日期，过程和结果。我把这些原始记录加上一份详细情况说明上交导师。

在确凿的证据下，我的名字被加进了作者名单中，但此事伤害了个人间的关系，对以后的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经此事，我也认识了研究工作中保持原始实验记录的重要性。

食言合作协议

每个实验室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不同实验室之间往往通过相互合作来取长补短，达到互赢的目的。我实验室是校园里少数几个具有分析基因组大数据能力的实验室。为此，常常有其它“湿”实验室来求助，要求帮他们做大数据分析来支持他们的实验结果。

一日，一实验室PI来访，要求我们帮他的忙，并许诺文章发表时，我和相关实验室分析人员将被列为文章的共同作者。这是实验室间合作的一个标准模式。我实验室的一位助理为他的课题花了数月时间，分析数据，并把结果交给了这位PI。

一段时间后，我偶然听说，这位PI已经离开学校另寻高就了。好奇中，我查了一下他最近发表的文章。赫然发现，当初的“合作项目”已经发表了，作者中根本就没有我们的影子。如此言而无信之辈！

合作论文被撤稿

类似于上例，我们为一实验室提供了他们所需的数据，文章发表时，我们被列为共同作者。

几年后，我突然接到杂志编辑部来函，称所发文章被发现数据造假，必须撤稿！细查该文章，发现涉及数据造假的内容都是他们实验室的“湿”实验结果，而与我们分析的“干”数据无关。

这篇文章在公共数据库里被永久标记为“撤稿”，而我的大名也位列撤稿作者名单中，真是当了个冤大头，惹了一身腥！

从此以后，除非十分了解和相信合作方的研究内容和结果，我决不把自己的名字随意列为他人文章的共同作者！

学生私自投稿

像以前的行会帮会一样，学术共同体也有一系列成文不成文的“行规”，来规范学术共同体成员的行为举止。

其中之一就是数据所有权的问题。世界各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大都规定，所有实验数据/发表的文章/专利归实验室和大学/研究机构所有（雇主），而非学生/博士后所有（雇员）。

我博士后时的实验室有一博士生，平日工作非常努力，成功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毕业时，他的课题内容也没有得到发表。

离开实验室后，他自作主张，把他的实验数据写成论文，他自己一人为作者，他的雇用单位列为他的工作单位，投稿到一个杂志。

由于是在同一领域的研究内容，杂志编辑要求他的导师为这篇投稿审稿，该学生的行为由此被暴露出来。可想而知，该学生的处境是如何的尴尬。他的这个举动，大概终结了他今后在学术界发展的任何可能。

偷盗论文

一个研究项目的完成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提出问题，申请经费，设计实验，解析结果，誊写论文，投稿杂志，回复审稿意见，到最终发表，整个过程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数年的时间。

面对如此的辛苦，自然会有聪明人设计出种种“弯道超车”的奇招。其中之一就是自古以来盛行的“天下文章一大抄”。

一日，我收到某杂志编辑的邀请为一篇投稿审稿。我阅读该稿件时，越看越觉得似曾相识。阅毕，我意识到，该稿件全篇源于我实验室已经发表了的一篇论文！

该文作者把我实验室的论文非常“巧妙”地作了修改，包括换标题，调顺序，改语法，改图像等，自以为天衣无缝，居然骗过了杂志的检查，选我来审稿！

细看，三位作者都来自江西的一家大学，通讯作者还是冠名XX的学者。他们的运气真不佳，所盗作品被送到原作者手里，真是撞枪口上了。

看在“老乡”的份上，我放弃了与他们对薄公堂让他们难堪的打算。但是我毫不客气的告知了杂志编辑，此稿件系偷自我的文章。如此不知羞耻的“学者”，真给我大江西丢脸！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西方呆长了，整天聚焦于客观世界的学术问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考量则日渐淡漠。其中之一，就是同行间评论学术问题时，往往就事论事，直来直去，而无需考虑太多的面子问题。但是在这边，辩论学术问题时往往被认为是人身攻击。这大大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

我一次受邀访问中科院一家研究所的一个实验室。该实验室的PI和研究生们介绍了他们正在进行中的研究工作。听完他们的介绍后，我觉得这个实验室的研究范围过于分散，跨越了动物界、植物界，从基因表达调节到青藏高原人群对低氧的耐受机制等等，就像“今年流行红裙子”一般，什么时髦做什么。

因为该实验室PI是海归人士，我自以为是的认为坦诚表白我的看法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非常善意的提出我的看法，建议他们更多提炼出实验室注重的主要学术问题，来突出她实验室的研究特色。当时我并没有感到她有何不悦……

时间推到十年以后。我有一次作为召集人，联合了十几个实验室共同申请一个大项目基金。申请指南中，我发现那位“十年前的她”正是执笔人之一；权力巨大的答辩委员会几位要员里，她也位列其中。真巧，遇到熟人了！按照申请指南的要求，我们做了细致的准备，信心满满的递交了申请书。

在我的正式答辩刚开始时，这位“当年的她”立马发言。出乎意料的是，她用种种攻击性语言，把我们的申请计划从头到尾说得一无是处！可想而知，她对我们申请书的文字评语和所打分数会是如何！

最终，我们辛辛苦苦准备的申请计划泡汤了。我当年对她的善意良言果不其然地被她当成了对她的人身攻击。我真佩服这位“当年的她”的好记性。我也真切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捏造发现权

科研工作需要大量的智力体力财力投入。为了保护研究人员的权益，学术界建立了一整套规矩，其中之一就是保护发现权。这就是以文章发表日期的先后作为发现权的标志。对于一个发现，最先公开发表结果的就是发现人，其后的就是证实前面的发现。比如，诺贝尔奖只授予最先发现者。

这里来讲述一个与我直接相关的发现权的例子。

在现代分子生物学中，几乎所有被发现的mRNA在3末端都带有一个由很多个A组成的尾巴（poly A+ RNA）。所以，定义mRNA的条件之一就是3末端必须带尾巴。在长期的mRNA相关的工作中，我逐渐对此概念感到怀疑，认为这不符合阴阳的概念，极有可能是由于实验方法偏差导致的“阴阳失衡”。我假设既然有带尾巴的RNA，那也可能有不带尾巴的RNA。

为了证实证伪这个假设，我实验室设计了一种不依赖尾巴的方法对RNA群体进行了系统的检测。经过多年的艰辛工作，我们第一次证实了细胞中存在大量没有尾巴的RNA（poly A- RNA），并在2008年发表了我们的研究结果(Wu Q，et al. PLoS One 2008, 3:e2803.17.)。

近年来，一位内地颇为活跃的中科院研究人员频频通过中文媒体和杂志，声称她是poly A- RNA的发现人。细查她的研究历史，可见她在2011年发表了她的第一篇有关poly A- RNA文章，文中直接引用了我们2008年的文章，明确表明她知道并承认是我们首先发现了poly A- RNA（Yang L,et al. Genome Biol. 2011;12(2):R16.）。

但为何她现在又改口了呢？原来她近年来的工作是起源于poly A- RNA。利用中英文资讯的不对称，在中文世界把自己描绘成发现人，她就可以声称，是她从头到尾开拓了这个领域，从而是此领域的开创人了，进而可以获取各种名利。

真乃笑话，这不是事实！她并不是poly A- RNA的发现者，而是在我们发现了poly A- RNA的三年之后证实了它的存在而已。不幸的是她的运气欠佳，遇到了我这个中英文双语通的当事人。

此例表明，从事科学的人必须具有基本的科学伦理道德，不能因利益薰心而胆大妄为！学术圈很小。在信息时代，不要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就可以瞒天过海。

学术会议还是选美大会？

参加学术会议是了解学术进展，建立合作关系的一个有效途径，是科研人员必不可少的一个工作内容。我尤其喜好参加那种小型的同行专题会议，会上细听最新研究结果，会下讨论学术问题，每每收获颇丰。

近年来，我常被邀参加内地的学术会议。跟国外相比，国内学术会议的规模气派常常宏大的多，往往大科学家们云集，声光电轰轰烈烈，初次经历此场面，还真以为是选美走秀。

会议最热闹的时间大都是会议开始的第一天上午。期间，在超大无比的大屏幕上高度艺术化的PPT引导下，大科学家们往往领衔专题发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指明今后研究的战略方向。

有趣的是，大科学家们讲完后大都领着一众团队人马，鱼贯而出离开会场。会议开始时坐满嘉宾的第一排贵宾座，几小时后即空空如也。我真不明白，难道大科学家们对他人的工作毫无兴趣吗？他们的工作太忙而要立即赶回千里之外的京沪广深单位……？

会议期间，鲜有个人之间就学术问题进行的深入讨论。如此，举办这类学术会议的组织者目的何在，参加这类学术会议的听众收获如何？

会场上空空如也的贵宾座

虚虚实实的头衔

参加学术活动时，遇见新的同行常常会作相互介绍，以利发展潜在的合作。常见的形式就是交换名片。这种名片的标准形式一般是某某某，学位（博士），学衔（教授），工作单位（某某大学某某学院），地址，联系方式（电邮，电话）等。

结识内地一些学者时收到的名片，往往正面反面密密麻麻，布满各式各样头衔。我曾经见过一位大学者的履历，光是头衔就占了第一张纸的整个版面。现在流行微信扫码了，基本情形也基本如此。

咋一看这么多的头衔，真以为对方是成就大得要拿诺贝尔奖一般的人物。然而细细看来，绝大多数头衔并没有什么含金量，比如一大堆形形色色名不见经传的学术组织委员、会长、专员、干事、秘书长之类。

每每见到这类头衔，使我对其学术形象大打折扣，而怀疑是沽名钓誉之辈而非学术同僚，故大多一笑弃之。学者应该以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为荣，而不应以大言不惭的吹牛拔高为荣。

澳门大学为每位教职人员所制备的名片模式

待学生如雇工

博士生选择一个实验室读博做研究，目的是为了得到系统的学术训练，从而为其今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然而，一些实验室导师们本身也处在各种压力下，需要为了自己的事业发展作考虑，因而未必会以学生的利益为出发点。由此可以导致师生间一系列的矛盾冲突。

理想的方式应该是在实验室的研究框架内，每一位学生有一个专门方向，从头到尾完成这个项目。现实世界并不是理想世界。比如，有的导师将一个大课题分为一系列小的分题，然后每个学生以一个小题作为其毕业论文。整个实验室就像工业中的流水线一样。最后，众人的结果叠加在一起，形成一个大故事。

无疑，这种方法有利于实验室出大成果，但是对于学生来说，这种截其一段的训练显然不利于学生系统理解课题的理论基础、系统设计、数据解析、结果总结、誊文发表，没有从头到尾完成整个课题的训练方式有效。

更有甚者，有的导师把一个课题让几个人同时进行，通过内部竞争，以多数人的失败为代价，来追求实验室的最大利益化。

所以，如何平衡实验室和学生之间的利益，是每个实验室所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学生在选定实验室时，有必要预先了解实验室运作方式，先问自己，这个实验室的运作方式是否是你所能接受的，而不是仅仅看其发表的光鲜文章。

盲目自信

近年来中国的科技进步有目共睹，如发表在顶级杂志的文章越来越多，各种排名越来越高。这给人的印象是当今的中国已经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包，在所有研究领域都领先世界了。

但是，正如前些年《科技日报》主编刘亚东所述的那样，这未必是事实。比如，北京大学饶毅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在医学遗传领域的成就乏陈可述，很多方面处于空白和起步阶段。

举我所在的“遗传性癌症”领域为例。遗传性癌症指的是由遗传性突变所导致的癌症。这类突变在家族成员中代代相传，突变携带者发生癌症的风险大大高于没有突变者，尤其在乳腺癌、卵巢癌和肠癌中多见。欧美在这个领域研究起步早，学术团体组织合作密切，数据多，进展快。而中国在这方面起步晚，数据少，好单打独斗而缺乏合作，在国际遗传性癌症学术圈内基本没有存在感。

看似癌症基因突变检测轰轰烈烈遍布各地，究其实质却是这类检测完全依赖于欧美人群的突变数据为参照。致癌突变的高度种族特异性，注定了这种拿来主义的效果的高度不可信。

每每和国内学者谈及此事，他们往往中气十足，言必称中国是基因组研究成果最多的国家之一，源于中国人群的突变数据已有很多很多……。然而这不是事实，而是“井底之蛙”式的自我陶醉。

我所经历的上述种种事情，佐证了象牙塔里面的生活并不是处于真空状态。究其发生的原因，有的是人性本身的问题，有的是特有民族文化的问题，有的是伦理道德的问题，有的是政策导向的问题。有的问题可以改进，而有的问题几乎没有可改进的可能。

所以，社会大众不应该过于理想化学术界；而有志于从事以学术为职业的人士，除了对学术问题的深入探讨外，应该在思想上也有所准备来直面象牙塔内的特有文化。